傈僳族概况

民族概况

傈僳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一个古老的成员。主要聚居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其余分布在丽江和迪庆、大理、保山、德宏、楚雄、临沧等州县。四川省的盐源、盐边、木里、德昌等县也有分布。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傈僳族人口数为634912。使用傈僳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先后使用过3种文字，一种是西方传教士创制的拼音文字，一种是维西县傈僳族农民汪忍波创制的音节文字，第三种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制的拉丁字母形式的新文字，已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推行。

傈僳族的名称，最早见于唐人著述，樊绰的《蛮书》称之为“栗粟”，被认为是当时“乌蛮”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和彝族、纳西族在族源上关系密切。根据民间传说和历史记载，公元8世纪时，傈僳族的先民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曾受“勿邓”、“两林”两个强大部落的统治。12世纪以后，傈僳族先后受元代丽江路军民总管府、明代丽江土知府木氏的统治。16世纪中叶，由于战争以及反对木土司的压迫和掠夺，大批傈僳族人在头人木必帕的率领下，渡过澜沧江，越过碧罗雪山，进入怒江地区。此后的两个世纪，陆续有大批傈僳族往西和往南，迁入德宏、临沧、耿马等地。有的则沿金沙江南下，进入禄劝、大姚等地。19世纪20年代，清朝在靠近内地傈僳族分布的丽江、永胜、华坪等地，实行“改土归流”。一些世袭的纳西族和白族土司为流官所取代。

1908年，云贵总督府及丽江府派阿墩子(德钦)弹压委员夏瑚巡视怒俅两江，夏瑚委任怒管及俅管袁裕才等分别管理怒江及俅江(独龙江)事务，并下令取缔过去康普、叶枝、察瓦龙等地土司对傈僳族、独龙族的苛派。

1911年，英国殖民主义者侵占中国领土片马、鱼洞、岗房等地。辛亥革命后，云南军都督府都督蔡锷任命西防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师师长李根源组成3个殖边队进驻怒江地区，从而阻止了英国殖民势力向怒江的窥伺。此后，云南地方***分别在怒江地区建立了知子罗(碧江)、上帕(福贡)、菖蒲桶(贡山)、泸水等4个行政委员公署，1928年以后分别改为设治局，并在独成江的茂当设立公安分局，管理独龙江事务。

社会经济

新中国成立以前，傈僳族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居住在云南省丽江、维西、永胜、云龙、兰坪、保山和四川省等地的傈僳族已进入封建地主经济社会。居住在大小凉山周围的傈僳族，已分化出一些中小奴隶主，从事农业或半农半猎。居住在怒江的傈僳族生产力水平低下，铁具和竹木农果并用，以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为主，狩猎、采集为辅，社会分工不明显，手工业和商业还没有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实行以物易物的交换方法，在碧江、福贡等县出现一些以物易物的初级市场。怒江傈僳族地区的土地私有制已经确立，农村阶级有了分化，但有存在着原始的公有制和家长奴隶制的残余。土地制度分为个体私有、家族共同伙有、村寨及家族公有3种形式，并普遍存在一种伙有共耕制“哈米贝来合”，这是一种由公有向私有过渡的土地所有制和耕作的原始协作形式。16～20世纪初期，怒江傈僳族还存在过家长奴隶制，奴隶被当作家庭成员或养子看待，日常生活与主人略有差别，社会地位较低，有的奴隶可以赎身为自由民。到1949年为止，怒江地区的家长奴隶制已基本瓦解。

到20世纪50年代为止，傈僳族还保存明显的氏族残余。同一祖先后代所组成的集团莆“初俄”，即氏族。怒江地区傈僳族的氏族名称有虎、熊、猴、蛇、羊、鸡、鸟、鱼、鼠、蜂、荞、竹、菜、麻、柚木、犁、霜、?8种，这些氏族名称同时又是各个氏族图腾崇拜的象征。同一氏族之下，由父亲的2代至4代人所组成的亲族集团称为“体俄”，即家族之意。家族在现实生活中还起一定的作用。由若干不同的氏族和家庭所共同组成的村寨称为“亢”。村寨头人有的是自然形成，有的是各家族老人互相推举，称为“搓吾”；由官府委派的头人则称为“实帕”。头人不得世袭，其职责是：对内领导生产，调解纠纷，主持祭祀，对外承头纳贡，摊派夫役，领导血族复仇，缔结盟约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根据傈僳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分别在不同地区采取不同方式，先后完成了傈僳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在丽江、永平、永胜、云龙等县的傈僳族地区，地主经济比较发达，采取了和汉族地区相近的土地改革的办法，废除了封建剥削制度；在云南省中旬、宁蒗、潞西、保山，四川省西昌、盐边等和藏、傣、彝等族杂居的傈僳族地区，则采取比较和平的方式进行土地改革；在怒江地区沿边四县和德宏自治州山区的部分傈僳族，则通过互助合作道路发展生产，逐步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1954年8月，建立了怒江傈僳族自治区，包括泸水、碧江、福贡、贡山等县，1957年1月改为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并将兰坪县划入建制，实现了傈僳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愿望。40多年来，傈僳族人民在党和***的领导下，凭借自己的双手，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粮食产量逐年增加。目前，傈僳族地区已建立了发电、汽车修理、农机、稀有金属、制糖、制盐、造纸、印刷、制药、酿酒、榨油、砖瓦、陶瓷、建筑、食品加工等多种企业，并培养出本民族的一批产业工人。交通通讯事业有了较大改善，自治州各县基本都通了公路，邮电网四通八达，大大加强了傈僳族同兄弟民族间的联系。文教卫生事业也有了很大发展，傈僳族有了自己的大学生、教师、医生、科学技术人才，建立了医院、卫生所和防疫站，极大地改善和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